从农家子弟到开国上将，朱良才的一生是忠诚、坚韧与奉献的壮丽诗篇，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写照。他怀着“做共产党员死了也心甘”的赤诚投身革命洪流，在大革命低潮之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朱德、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下，他从一个朴素的革命者，逐步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在井冈山烽火中写下《一根灯芯》《朱德的扁担》等传世名篇，在历次反“围剿”中浴血沙场，长征路上负伤前行，西路军失败后隐姓埋名、千里乞讨归队，在晋察冀军区鞠躬尽瘁，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坚守“俭以养廉”的本色·…
“做共产党员死了也心甘，死了也光荣”
朱良才，原名朱绍时，湖南省汝城县外沙村人，1900年9月生。父亲朱邦藩以教蒙馆（私塾）为生。朱良才上有兄长二人，他周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深受打击，因而认为朱良才是个克星，不喜欢他。之后，家里事多靠叔父。
朱良才最初在村中蒙馆读私塾，因家中贫困，仅读两年便辍学了。他酷爱学习，利用放牛割草间隙，继续读书习字。十四岁时，县里新办的高等小学招生，朱良才想去报考，但因家中无力供养，母亲和兄长都不同意。求学心切的他跟着同学和村中教私塾的先生到了县里，在叔父的支持下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朱良才学习十分刻苦，高小毕业时考了第三名，算术考得最好。学校张贴了红榜，母亲和叔父得知后不胜欢喜。
从高小毕业后，朱良才联络了四五个同学，请了个老先生教他们读书，读的是四书五经，先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其间，他还看了不少维新派的书。在新思想的启发下，他不顾家人阻拦，只身到了衡阳，考上了诚德中学。诚德中学是个新式学校，校园中弥漫着新鲜思想、新鲜空气。朱良才在这里了解到国内外的许多事，开阔了眼界。
正当朱良才孜孜不倦地发愤读书时，南北军阀战争爆发，学校停课，学生们纷纷离校。朱良才也只得离校回乡，当了乡里的小学教员。1925年，中共郴县委员会派汝城籍青年、共产党员朱青勋、李湘民等回汝城发动农民运动，朱良才被推举为农民协会的组织委员，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6年5月，北伐军自广东挥师北伐，朱青勋、朱良才等人组织民众支援北伐军鲁涤平部过境。朱良才在村中教过三年书，在村民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因而成了汝城县党组织培养的对象。朱良才根据当时农民呼声最强烈的“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的要求，从打土豪入手开展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8月15日，流窜在湘粵边界的土匪恶霸何其朗，勾结驻粵北的国民党军，准备攻打汝城。由于时间紧迫，县农民自卫队被打败，朱良才、朱文亭等人被捕。起初对方没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料从朱文亭身上搜出农民协会的印章，就把他们关进了监狱。监狱看守喝问朱良才叫什么名字，朱良才顺口说：“朱良才！”自此，他干干脆脆地叫起了朱良才。
朱良才坐了三十六天牢后出狱，继续组织秘密农会。不久，他们家仅剩的七亩地被没收，大哥也被捕入狱。他只得东躲西藏，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10月，在中共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和组织部部长胡伟章的介绍下，朱良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他一起入党的，还有其堂弟朱躬（朱赤）。宣誓当天，朱良才兴奋地说：“在我被捕时，差一点被敌人当作共产党员杀死了，结果今天真正做了共产党员。做共产党员死了也心甘，死了也光荣。”
▲ 青年朱良才
写下经典文章《一根灯芯》《朱德的扁担》
是年冬，胡伟章两兄弟被反动派杀害，形势日益紧张。何日升写了一封密信，介绍朱良才和朱赤到耒阳找朱德、陈毅。他们到达耒阳时，已是1928年2月中旬。朱良才把信交给朱德，朱德看后十分高兴，向他们询问了汝城方面的情况。两天后，组织让他们俩作为汝城的代表去永兴参加湘南党代表大会。
会议结束之后，朱良才和朱赤被派往资兴参加该地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待取得经验后再回汝城。经安排，朱良才任资兴县委组织部部长，负责组织暴动的具体工作。暴动进行得很顺利，3月上旬，农民军占领了资兴县城。朱良才等人即计划到汝城组织发动暴动。当时，暴动的农军已有几万人，力量很大。正值湘南的革命运动步步深人之际，反革命武装力量对湘南的“会剿”开始了。国民党军调集了七个师的兵力，直扑郴州。朱德审时度势，决定工农革命军和农军主动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朱良才随资兴的队伍开赴井冈山。
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宁冈袭市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资兴的农军被编为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朱良才因有文化，留在第四军军部任秘书。
两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引起了反革命势力的惊慌，蒋介石命令赣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工农革命军消灭了敌军一个团，并一占永新。继而主动撤离，引敌上钩，随即二占永新。敌再次集结重兵“会剿”，为粉碎敌人新的“会剿”，组织决定让朱良才到永新县烟阁区任区委书记，任务是秘密组织群众暴动队，策应红军作战。朱良才到烟阁后，即和区委的同志们一起发动群众，组织暴动队。
6月，敌军分两路进逼井冈山，红军将兵力集中在新、老七溪岭一带准备迎战。朱良才和区委的同志们都投入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中。七溪岭战斗大捷后，朱良才调至第三十一团一营一连任党代表。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十分困难。红军高级干部和战士一样，同甘共苦，同穿粗布衣，同吃红米饭。已经四十多岁的朱德，仍和大家一样从宁冈茅坪挑粮到五十里外的茨坪山上，官兵们生怕他累坏了，便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他却另找来一根扁担，并在上面写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字。为了时刻激励自己并教育后辈永远继承这种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朱良才写下了《一根灯芯》《朱德的扁担》两篇回忆文章。文章虽短，可影响深远，后来被收入教科书，成了对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篇章。
▲黄公略
参加历次反“围剿\"作战
1930年，朱良才调到红三军第九师任政委。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后，红九师和红八师奉命于永丰县龙冈附近阻击敌军张辉瓒师。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敌特分子从侧后方向正在指挥战斗的朱良才打起了黑枪，周围同志十分紧张，立即还击。朱良才毫无惧色，顽强沉着地指挥部队击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直到红四军、红十二军赶到，一举全歼张辉瓒师。此役共缴获敌枪八千余支，其中朱良才所在的第九师缴获敌枪两千余支，还缴获大炮一门、电台一部，并全俘敌电台工作人员。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台。
之后，敌二十八师、五师、二十四师都急忙逃跑。1931年春，红军乘敌溃乱之际，向敌五师发起攻击。双方激战于东韶，红军歼该师一半。红军五天之内打了两个大胜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第一次“围剿”。
朱良才又奉命率红九师进入东固、潭头一带，一面从事苏区群众工作，一面积极准备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4月，蒋介石调动二十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红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于是年5月底痛快淋漓地粉碎了第二次“围剿”。
7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朱良才率领红九师于8月4日晚迅速包围了莲塘、良村之敌；7日，在莲塘首战告捷，全歼上官云相师的两个团。朱良才率部乘胜追击，在良村又围歼敌两个旅。接着，朱良才按照“声东击西\"之策，向北佯攻龙冈，使兄弟部队消灭了毛炳文的第八师。之后，朱良才率红九师冒着酷暑，急行军到了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和红三军的第七师、第八师一起，全歼敌部一个旅。红军乘胜追击，在方石岭又消灭了韩德勤师。一时间，军心大振。
战斗结束后，红九师奉命向瑞金转移。这时，军长黄公略被敌机投掷的炸弹弹片击中，朱良才赶紧过去看，待他赶到时，黄公略已牺牲。他为此无限悲痛。由于红九师缺师长，其军政工作都由朱良才主持。
9月中旬的一天，朱良才在指挥部队掩护军团主力转移时，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右臂大静脉被敌冷枪打断，大个子警卫排长把他背了下来。血染红了半个担架。朱良才在医院住了三个月，伤还没好，就急于上前线，不顾医生阻拦硬是出了院。朱良才到总部后，被调至红五军团十五军当政委。在任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期间，朱良才先后参加了黄狮渡、黄陂和草台冈等战役。他和十五军军长陈伯钧精诚合作，二人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着重抓了部队中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加强政治教育，大大提升了指战员的军政素质。
1933年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为基础，组建一个师。为纪念在黄狮渡战役中牺牲的赵博生同志，该师被命名为“博生师”。8月朱良才被调到该师任政委，唐天际为政治部主任。当时，师里干部只有他们两人，也没有经费。朱良才按照指示，先从红军学校调来一批干部，又从乐安县借了一笔款子，解决了临时吃饭问题，一个师就这样成立起来了。这个师隶属红五军团，番号为第十四师。由于这支部队是由农民赤卫队组建的，基础较差，几次仗都没打好。
之后，十四师被拆散，朱良才调到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到任不久，部队打了一仗，没打赢。这次，朱良才又负了伤，伤了腰部。
带伤爬雪山、过草地
中央决定长征后，即把红军中的重伤员都留在了地方，朱良才的腰虽然伤得不轻，并且化了脓，但他可以骑牲口，所以就把他带走了。离别苏区时的心情是很难过的，多年后朱良才还很感慨地写道：“当时，正值秋日，凄风苦雨，指战员们都怀着极其难过的心情，告别了父老乡亲，踏上了那血与火的旅途。”长征开始后，朱良才在担架上安排政治思想工作任务，教育干部和战士们要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
过了湘江后，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很关心朱良才的伤势，就让朱良才跟随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走。朱良才得到了较好的治疗，伤势逐渐好转，就帮助做些工作。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见朱良才很能干，遂向上级打了报告，让他担任总卫生部政委。就这样，朱良才留在总卫生部任政委。
总卫生部所辖的单位有医院和几个伤病员连，还有一个由中央部分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一些领导家属组成的特殊连队。总卫生部的任务也很重，好多干部、战士负了伤无法走，只好留在老百姓家里，由老百姓来照顾。但是，当部队走后，这些伤病员常常遭到敌人的残害。因此，许多伤病员都不愿留下，希望能跟着部队行进。
长征途中，粮食、水、住房问题都很困难。总卫生部随中央行动，虽然粮食难搞，但还是能搞到一些。可即便搞到粮食也没有人背，因为伤病员连都是病号，而工作人员只有那么多。后来，伤病员更多了，各方面条件也更差了。为了加强伤病员的管理工作，另外组建了一个野战医院，由朱良才任政委，杨立三任院长。野战医院有几百名伤病员，且都是重病号。朱良才回忆说：“我们两个真感到工作棘手哇。因为伤病员都是干部，既不能丢，也不能安置，要千方百计抬走，为此，我们几乎很少休息。”
红军翻越大雪山后，人烟越来越少。过草地的时候困难就更多了，没有粮食，缺少药品，环境恶劣，伤病员有几百名，并且大都是重病号，一个也丢不得。其间，朱良才的牲口丢了，他只好步行出了草地。这是他第一次过草地。过了草地后，周恩来写信给朱良才，要野战医院随红五军团行动。当时，红五军团是跟四方面军走的，这样，朱良才又回到了红五军团，依然在医院任政委。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朱良才又掉头南下，二过草地。
第二次过草地比第一次还苦。时值深秋，部队缺衣少食，伤病员无药，指战员们的身体已极度疲劳和虚弱，掉队的人越来越多，减员更是不少。为救战友，朱良才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克服困难。
1936年7月，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而后，部队三过草地，红三十一军过草地后，到达甘肃渭源。部队在此休整了两天。第二天，突然来了命令，要朱良才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报到，任宣传部副部长。
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政干部学校，朱良才被调去担任校长兼政委。
隐姓埋名收容失散红军
1936年10月下旬，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在靖远附近渡过黄河，组成了西路军。这时，军政干部学校改名为教导团，朱良才被任命为教导团团长兼政委。教导团也随着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
1936年底，教导团随着方面军总部向西进发。这时候，形势非常紧张，传来了红五军在高台失败的消息。而后，敌重兵围攻高台。红五军将士奋战了七个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高台失陷。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朱良才只身一人，不畏艰险，沿途乞讨，历时三十六天，终于到达甘肃镇原，找到了红军援西军。
▲谢觉哉
此时，朱良才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他像找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对此，时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的宋任穷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甘肃镇原，援西军某团部进来了一个步履艰难的老头，又黑又瘦的面孔，又长又乱的胡子，身上穿一件又脏又破的羊皮祅，一手端着只破讨饭碗，一手拄着根棍子，但目光炯炯，神情刚毅，团长韩伟终于认出了他由于过度的疲劳、长期紧张和突然的兴奋，良才口吐鲜血，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到镇原后，朱良才不顾疲劳和伤口的疼痛，做起了收容西路军失散干部、战士归队的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朱良才被任命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简称“兰八办”）秘书长。他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失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的情况，设法使他们归队。朱良才到兰州后，就和兰八办处长彭加伦等一起向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交涉落难的红军指战员之事，他们提出派人到河西一带收容，贺不允许。朱良才等人辗转了解到不少同志被残害，一些被俘同志受着非人的虐待，他们很着急，但营救工作又很难开展。这时，谢觉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了兰八办，朱良才在谢觉哉的领导下，想方设法同国民党军政官员搞好关系。
兰州城中有所私立福陇医院，院长高金城因不满国民党的政策，从北平来到兰州，在齐鲁会馆开了这所医院。他为穷人看病不收钱，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和信任。朱良才向高金城讲述了红军的宗旨和任务及红军发展壮大的过程，高金城很受感动和鼓舞。他看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条件简陋，缺少用具，马上把自己家中的桌椅、床等送去，帮助办事处解决困难。
为了尽快营救失散的西路军人员，谢觉哉、朱良才与高金城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按照商定的方案，高金城离开兰州，去张掖开设福音医院。高金城以看病为名，了解失散人员的情况，为兰八办传递各方消息。时任张掖县县长马鹤年比较开明，高金城便同他联合起来，把找到的失散人员集中在一起，组织他们返回兰八办。张掖福音医院在高金城的带领下，找回大批流散红军，他们经朱良才等人转送，顺利到达延安。
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波及这大西北的偏僻之处，兰州各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对于兰八办的作用，朱良才在回忆录《风雨盘然》一书中写道：“后来，有人比喻兰州八办是一座引航的灯塔，为失散的红军指明了回到革命队伍的航向，我觉得这个比喻一点也不过分。”
在兰八办的数月内，朱良才的名字一直没有公开，人皆称他为“吴秘书长”。1938年2月，朱良才调离兰八办到达延安，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在晋察冀军区翰躬尽瘁
1938年秋天，朱良才被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任政委。
第三分区位于冀西。朱良才到达第三分区时，正值日军向普察冀根据地进行“扫荡”，朱良才等立即指挥全分区军民投入反“扫荡”之战。他深入细致地进行了政治动员和具体准备工作，在大小村庄建立起不脱产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和游击队，还建立了纠察队、运输队、破袭队，砌底实行了坚壁清野。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成立。是年秋末，日军对北岳区进行“扫荡”，第三分区是其重要目标。当时，朱良才正在阜平青山村参加北方局组织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得到了敌人出动的情报。第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即向聂荣臻司令员建议，在雁宿崖一带打敌人一个伏击，聂荣臻同意了杨成武的意见。
这场伏击战打得很激烈，但我方最终取得胜利。军区领导决心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以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的兵力投入此次战斗。这就是后来震动全国、震动日本朝野的黄土岭战斗。为了取得胜利，朱良才迅速组织第三分区内各县的基干自卫队赶去参加战地勤务，送弹药、运伤员，巡逻警戒，组织战地附近的群众给部队送饭送水。群众的热情支援，使八路军健儿愈战愈勇。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歼敌五百多人。
黄土岭战斗胜利后，朱良才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
1941年1月，日军开始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同年7月，日军又实施了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复杂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朱良才紧紧抓住军区提出的创\"党军\"“铁军\"的号召，要求各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模范的“党军”“铁军”，极大地激励了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1939年，贺龙（左）与聂荣臻
1939年，朱良才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8月中旬，华北日军对北岳区和平西地区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作战中，根据地军民表现得英勇无畏，事迹可歌可泣。“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就是其中一例。朱良才获悉后，决定将他们作为榜样和典型，来鼓舞和教育后人。他与聂荣臻共同签署了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的政治“训令”。同时，当地军民在狼牙山主峰修建了一座“狼牙山三烈士塔”。烈士塔的设计图纸由朱良才亲自审定，他还命人将邓拓所作的一首五言律诗刻在塔座上：“北岳狼牙耸，边疆血火红。捐躯全大节，断后竟奇功。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
1942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艰苦且困难的一年。敌人在华北地区加紧制造\"无人区”，并进行长期反复的毁灭性“扫荡”，使晋察冀边区在各个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一土地荒芜，疾病流行，人民缺衣少粮，苦不堪言。
春荒开始，老百姓把树叶当成主要口粮。军区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训令，不准部队的伙食单位在村庄附近捋树叶。人民群众得知后，都很感动，纷纷找到政治部，要政治部将训令撤回，因为子弟兵也没有粮食吃。老百姓的真挚感情，使朱良才甚为感动。他耐心地向群众做了解释。与此同时，他亲自管理政治部的伙食，教育干部和党员发扬人民军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带领群众克服困难。
朱良才
朱良才还下大力气抓军区部队的文化艺术工作。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报纸《抗敌三日刊》（后改为《子弟兵》报）、《晋察冀画报》和理论期刊《新长城》等，不仅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还宣传了许多重大典型。几年间，军区政治部的抗敌剧社不仅演出许多节目，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许多文艺工作者说：“晋察冀军区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是和朱良才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朱良才协助聂荣臻创办了晋察冀军政十部学校，担任该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48年，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在华北军区成立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军大\"），由叶剑英担任校长，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当时，几个学校合并后能够上课的教员只有三十六人，其中有些教员长期在学校工作，缺乏实践经验，有些刚从前线调来，又缺乏教学经验。朱良才向他们讲明利用旧军官办学的意义，讲苏联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利用沙俄军官创办陆军的事实和红军时期利用旧军官任教的经验，端正这些同志的认识。
朱良才一面工作，一面勤奋地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对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当时华北军政大学党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立场观点明确，对问题认识客观”，“对中央局和军区指示执行贯彻是坚决的”，“组织观念强，组织性计划性好，领导能力强；对学校的思想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走群众路线好，在群众中有资望”。
“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好传统，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可不能丢！”
朱良才由于多次负伤，加之长期劳累，缺乏休息，至1949年夏，额骨发炎，头痛不止，失眠严重，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经过数月治疗和休养，朱良才的身体慢慢好转。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没等痊愈，便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回到军区，投入繁忙的工作。但是，由于旧病复发，他不得不再次休养。即使这样，他仍然很关心华北军区的工作。军区党委的一些重大情况也征求他的意见。
1954年2月，朱良才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当时，我军正在向苏联学习，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朱良才认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一定要继续贯彻古田会议精神，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加强，不能削弱。为此，他重点抓党支部建设，亲自准备教材，主持召开军区基层支部工作会议，对保证部队军事训练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发挥了很大作用，不少兄弟军区都向华北军区要加强党支部建设工作会议的经验材料。
1955年4月，朱良才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好了，朱良才仍然保持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常常说：“俭可以养廉，俭可以养德。”他规定，家属不能随便坐他的汽车。他告诉秘书，不能随便向管理部门要东西，只有按规定发给他的东西才能要。他的家庭因而养成了一种清廉的家风
由于长期不顾疲劳地工作，1958年，朱良才旧病复发，他自知这种病短期治不好，便从大局出发，于1959年1月提出免职休息治病的请求。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的心一刻也没离开党的事业。“文革”开始后，他顶着各种压力，实事求是地出具证明，保护了不少同志。
随着年龄的增长，朱良才的视力不行了，他就拿着放大镜看书看报。有时让别人读给他听，有时也戴上耳机听广播。朱良才对社会上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很不安，他说：“一切为了钱变成人生的唯一目的，就会变得没有崇高理想，没有崇高目的。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好传统，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可不能丢！”
1988年，朱良才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2月，朱良才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九岁。